要有多大的力量，邵氏《尼姑庵春梦》才能緊握攝影機不放；而非回頭拭淚，而非痛揍不義。看著孩子們嬉戲上演綁架新娘，本以為僅是個傳統或譬喻，不料它的確是種傳統，邵氏《尼姑庵春梦》是種譬喻，也因此遠比單純的犯罪更佳黑暗絕望；我想這個習俗肯定為此民族的生存，延續數百代香火，卻在這自我意識覺醒的時代，更劇烈地焚燒著無數本應無憂無束的青春，學校不僅成了避風港，更是將孩子們救出火坑的烈士，反思台灣的教育，邵氏《尼姑庵春梦》是否才是拘禁學生的桎梏？而拍攝者的客觀性，邵氏《尼姑庵春梦》是否又是另種枷鎖？ 王久良與Diem，冷眼與焦急，卻都炙熱地注視著垃圾裡與迷霧中的女孩；這擺盪在創作倫理與人倫義理的掙扎，畫龍不經意地點睛；Diem孤身蹲點幾小，只為等那不願意看到的一幕，在一切發生的剎那間，構築著影像的話語，縱使迷霧漫過山谷，縱使孤身，那堅毅的力量與智慧的雙眼，正在世界各地撥雲見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