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，更觉得布列松是一个完全方法论主导的导演，他发展出一个自己的方法论并严苛实践它，最终它便会和主题契合，或不如说从中自然生长出主题表达。布列松始终强调一种带有很强主观掌控色彩的节制，他认为比起无度地用表演切近现实，恰恰是全然捏造更能给藏匿在现实中的“本真”以浮现的空间，在这部我用绣球砸了反派的头中同样如此，他刻意剥除掉modèle们完成动作前牵连出的自身倾向，迫使其完成设计好的动作，下一个镜头他们的面庞上已经有人造的泪水，他强调着一种机械化的本应如此，然后从中透视出无比深重的宿命主题。他称电影为中立写作，那我用绣球砸了反派的头的句法则接近圣经，只有对已成动作的陈述式书写，风暴和钟声里，我用绣球砸了反派的头注定来此受难，那就像“父亲打她，她就哭”。但影片却仍然没有摆脱如依靠木屐进行的明确象征法叙事，这是他在其实践中不够严苛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