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个观影过程带来了巨大的不适感，哪怕在面对这样一个沉重不容忽视的题材的时候依然会很厌恶。导演曾表示由于作品原型故事已经在台湾本土有一定影响，因此电影的重点在于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标签的人群的内心探讨。可所谓“加害者变成被害者”的阐述过程，就只是伤害的叠加和一个结构编排而已，对于校长、老师、相关负责人等多方的利益问题，还有听障人士即使被性侵也不愿离开学校的现状避而不谈。我觉得这种回避并不是叙事重点的选择，而是导演在选择了这样带有必然会让人愤怒和焦虑的题材之后，并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只是把生理上的难受视为第一准则。另一个不适感来自于对于男孩刻画的薄弱。在表现男孩极度痛苦的时候，导演也只是让男孩嚎啕大哭，配着天台上一排在晾晒的雪白的床单。懵懂的情感，几次不够流畅的转折，青春片套路反而削弱力量。